“四种形态”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，形成了一个从轻到重的监督执纪架构，是党内监督特别是纪律审查的创新理论成果。形态转化，是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处分条例》）中减轻、加重等有关规定，对“四种形态”的进一步把握和运用。各地纪检机关在制定“四种形态”实施办法时应细化减轻、加重的相关内容，实践操作中要把握好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，严格遵循监督执纪工作规则，通过“五看”切实推进精准执纪。

　　一是看态度——认错从宽、抗拒从严。党纪党规是硬约束，更是教育、挽救，充分体现了组织的苦口婆心、良苦用心，每个党员必须对党忠诚、对组织坦诚。认错从宽，实质上是鼓励、引导违纪党员干部老实向组织说清楚自己的问题。这是决定形态转化方向的第一选项。党员干部出了问题，自己能够认识到，并主动、及时向组织说清楚的，既是自我挽救，也是伸出手恳请组织挽救。对这些幡然醒悟、态度诚恳的予以减轻处分，是优先层次。在约谈中，正视问题并自愿认错的，属于二、三种形态处分的，可减轻处分，对免予处分的进行批评教育、谈话提醒。这是第二层次。接受调查期间积极配合，真诚悔过，并提供纪检监察机关未掌握线索和问题的，可从轻、减轻处分。但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，不作减轻处分。这是第三层次。涉及经济类职务犯罪的，积极退回、上交违纪所得，或有查证属实的检举等立功表现的，在移送时说明态度表现，供司法机关参考，把握好纪法衔接。对抗组织审查属于违反政治纪律，位居六大纪律之首，违者必究。谈话中不老实，对组织给予的多次机会不珍惜，故意隐瞒事实、提供虚假情况、作出虚假承诺，对组织挽救无动于衷、执迷不悟，毫无悔改之意，坚决给予从重或加重处理。

　　二是看对象——精准鉴别、靶向治疗。对象无区分，就会让人不服气。这不是搞“两把尺子”、因人而异，而是对违纪党员干部进行精准鉴别，该减轻的减轻，该加重的加重，有的放矢、靶向治疗。有的台上一套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明里一套暗里一套，即群众反感的“两面人”；有的对党纪党规吃得透，不为遵守、敬畏，而是千方百计钻空子逃避监督；有的违纪者，拍着胸脯称自己循规蹈矩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实际却一查一个准；有的接受诫勉谈话或巡视巡察问题反馈时，承诺坚决整改，事实却是照样违纪，屡教不改，把组织的批评教育当成耳边风；有的对批评人、检举人、控告人、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，等等。对此类违纪党员干部必须从重或加重处理。而对初次轻微违纪和从属违纪者，如怀孕期间的女同志、带有严重残疾、生活窘迫的党员干部以及年老党员等，可从人性化执纪的角度出发，本着教育、挽救和帮扶的目的，可酌情予以从轻、减轻处理。

　　三是看情节——依据事实、按律裁度。党纪处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、纪律为准绳。违纪情节是决定从轻或从重的重要依据。《处分条例》中关于减轻的规定有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二条等3处表述，关于加重，有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七十一条第四款、第八十五条等5处表述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：一是轻微从轻。对违纪情节轻微，无主观故意的，可免予纪律处分，由当事人所在党组织进行谈话，给予批评教育。二是轻中有重。虽违纪情节不算严重，但引起舆情炒作等不良影响，或屡教不改，逮住就蔫、放了就跳；逮住就认错、放了又再犯，即便轻微，也不能从轻。三是重大从重。对《处分条例》第十九条等规定的情形，尤其是在重点领域、违纪行为高发部位的，对社会关注度高、群众反映强烈、事关社会稳定的人和事，要重点查办、优先查办，对对抗组织审查的，对推卸、转嫁责任的，加重处分，绝不“缩杆走尺”。四是重中有轻。违纪情节严重，但当事人主动采取措施，有效避免损失或挽回影响的，有主动说清问题、检举揭发等酌定减轻处分情节的，应予以适度减轻处分。追责中，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担责的，尚无明确限制规定、缺乏经验先行先试等原因在履职中出现失误和错误，且未谋私利、无主观故意、能主动纠错的，可减轻或免予问责。

　　四是看影响——关注舆论、拿捏分寸。违纪行为对一定范围秩序和规范造成冲击和破坏，搅动社会舆论，形成负面评价，损害党员干部队伍或一个单位、一个地方的良好形象。如果影响范围极小，可结合违纪情节、认错态度等因素考虑从轻处理；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，则根据《处分条例》，对应“四种形态”进行处理；如果造成严重影响，甚至引起恶劣的舆情反应，可考虑从严从重处理。

　　五是看时境——把握节点、突出重点。要善于用动态的理念监督执纪，对需要严肃整治的违纪行为，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、不收手以及重要时间节点顶风作案的，要从严从重处理。对变换“马甲”违纪问题，要引起高度重视，加重出击，并点名通报，以一儆百。而不同的地区，有不同的实情，主要违纪行为的分布和特点不一样，执纪监督的切入点和重心自然也就不一样，在监督重点、执纪裁量上就有所区别。

　　（母雪龙 作者单位：四川省剑阁县纪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