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景林原名李树春，字石甫或石夫，化名红孩儿。1909年8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石盘乡李家墕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27年参加革命，中共七大正式代表，历任第二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。因革命工作需要，李景林与宁夏结下不解之缘：1949年10月至1954年7月，李景林先后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省委常务委员兼建设厅长、省委第二书记、省委书记、省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等要职。

　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，李景林同志调任宁夏工委书记处书记，全面主持领导了自治区的筹建工作。此后他历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、区委第二书记、自治区第一、第二届政协主席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，1980年1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。李景林同志一生追求真理、清正廉洁，是共产党人的楷模。

　　追寻真理 革命中的“红孩儿”

　　李景林家境贫寒，祖父、父亲以揽工为生。父亲看他身体瘦弱，难以承担繁重的劳作，便想方设法送他读书，好谋一条生路。当时他的家乡绥德在李子洲、王懋廷、蔡楠轩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，已成为陕北革命的中心。1925年，李景林进入绥德县东门墕第一高小半工半读，监管学校图书馆。他参加了“清涧同乡读书会”，阅读并参加讨论王懋廷同志送来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《中国青年》《向导》等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，认识到读书必须与革命结合的道理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随后，他加入“陕北青年社”，并任“青年社”第二支部书记。后经叶毓荣、白钟雄等同志介绍，加入“共产主义青年团”。从此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李景林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并立志“做职业的革命家”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。

　　自1929年起，李景林在绥德、清涧一带农村，领导农民运动，建立农会，夺取武装，建立赤卫队，开展武装斗争，发动农民进行分田地、打土豪，建立红色政权，并任区委和县委的领导职务。由于斗争不断取得胜利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，李景林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。又由于他身材瘦小，年纪又轻，当地群众把闹革命称为“闹红”，所以亲切地称他为“红孩儿”。直到解放以后，这一带的人仍然这

　　志洁行廉 共产党员的楷模

　　李景林同志对宁夏人民深怀厚爱，为宁夏的建设事业而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。1949年，李景林从陕西延安调任宁夏省政府副主席，开始带领全区人民，进行新政权的建立和经济建设。1951年，潘自力、朱敏同志相继调离，李景林任省委第二书记，1953年至1954年任宁夏省委书记，他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各项方针政策，与其他同志团结一致，完成了宁夏国民经济恢复的巨大任务，使宁夏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提高。1954年宁夏和甘肃合并，他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三书记。1958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，李景林任宁夏党委第二书记兼自治区党校校长、政协主席、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职，并当选了第二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　　李景林秉公办事，从不谋私利的高贵品格，深深感染着每一位熟悉他的人，虽然他资深功高，但从不居功自傲，不摆老资格，不宣扬功绩，始终严于律己，以身作则，深入山川调查研究，广泛联系干部群众，虚心接受群众监督，兢兢业业工作。凡同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，都感到他平易近人，为人诚挚，和蔼可亲，作风民主，品德高尚。他常说：“我们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，我们是为了多给人民办好事，决不是争个人名利。”

　　李景林终其一生都保持和发扬我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。解放后，随着环境的改变和职务的升高，一些同志渐渐偏离了理想信念，开始享乐，但他甘于粗茶淡饭，从不追求生活上的享受。1955年干部定级，中央决定给他定六级，他却主动要求定为七级，受到中央的表扬。一次，他下乡到盐池县，同志们见他身体虚弱，特意在吃饭的时候给他炖了一只鸡，他见了十分生气，不但不吃，还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当事人：“今后谁给领导搞特殊化要给处分。”1959年，班禅副委员长来宁夏视察工作，给自治区主要领导分别送了礼物。李景林得到的是一块劳力士高级手表，他主动退给统战部，作价变卖交公。1960年，物资匮乏，自治区商业厅领导给区领导每人按内部价售卖几斤毛线，遭到他的严厉批评，还亲自写信给商业厅领导，指出：“你们要雪中送炭，多关心广大群众的疾苦，不要锦上添花，照顾我们这些高官厚禄的领导，要严禁商品走后门。”并指示秘书今后再有类似问题，要及时报告。

　　其志洁，其行廉。在延安的亲朋好友听说他当了“大官”，纷纷来投奔他。对那些真心实意来参加革命的，他不计嫌，推荐到相关部门工作；对那些奔着升官发财而来的，他都严厉批评，然后自掏路费送回去。他的妻子是一位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在延安时期就做儿童保健工作。解放后，有人提出给换个“体面舒服”的工作，他坚决不同意。他唯一的外甥，是他和妻子如亲生儿子一般养育大的，有一次写信给他，希望他能帮助把工作从陕北榆林调到银川。他铁面无私予以拒绝，还在回信中严厉批评：“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党，不是同乡会。只要你真心实意干革命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到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从个人主义出发，走到哪里都会碰钉子。”外甥深受教育，再没有提及此事。他的侄子自小随他生活，从银川师范毕业后，分配到农村当小学教师。李景林不仅没有关照过侄子的工作岗位，连改变一下工作环境都没有，侄子一直在农村工作了30多年，全家人的户口也都在农村。70年代，王震、习仲勋同志先后到医院探望，问他有什么困难，他没有向领导和组织提出任何要求。

　　李景林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，但子女上学、工作问题，他从不托关系、打招呼。1963年，李景林在北京住院期间，积极响应毛主席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，专门托人买了《学习雷锋专辑》，不但自己阅读，还寄回家，并写信嘱咐三儿子领着弟弟妹妹们认真学习，待他回去后检查学习情况。在信中还特意赋诗一首，再三叮嘱“每晚临睡前，召集弟妹等，讨论学雷锋，讲解要众懂；临床扪心里，自问不自哄，实践中检查，每日须三省”，读之令人动容。为了杜绝高官子女的优越感，他常告诫子女们：“你们是领导干部的亲属，做人处事不可有‘骄’‘娇’二气”。他的小女儿到银川郊区下乡，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每天早晨都要和社员一起到市里来掏大粪。党委书记的女儿掏大粪，一时在银川传为佳话，女儿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被评为银川市优秀青年，后经推荐到北京大学上学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才智。

　　李景林同志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。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坚持原则，敢于斗争，敢于担当，始终保持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。他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甘当人民公仆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他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，胸怀坦白、大公无私的一生。他在逝世前，还不忘叮嘱家人把他的藏书捐给家乡的学校，并留下了“丧事从简，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，骨灰撒到延安”的遗嘱。（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周欧摘编自《宁夏当代著名人物传略》）